当天，余佑汉与那晋王府侍卫便踏上了返程——陈凯给他的任务是在递交了奏疏后始终留在李定国军中，这一点同样告知了李定国，并且得到了李定国的认可。二人策马奔驰，赵州城渐渐消失在官道的尽头，余佑汉突然产生了一种预感,可能他这辈子都不会再有机会见到这位皇帝了。
“我一介草民，能得窥天颜一遭已是多少人毕生都求不来的幸事，怎可贪得无厌？”
他们就这么走了，到了第二天，行在也踏上了前往永昌的路途。只是皇帝突然改变主意，尤其是永昌及永昌以西，总共就那么几个有限的府县和土司，严重缺乏战略纵深,而且土地贫瘠百姓困苦。一时间，行在上下人心惶惶，不少官员感到前途渺茫，便先后脱离了朝廷。如吏部尚书张佐宸与少詹事汪蛟逃入大理府山中；兵部尚书孙顺、礼部尚书程源、户部侍郎万年策、大理寺少卿刘泌、左佥都御史钱邦芑等行至永昌府与大理府交界的永平县时也改名换号躲入了山中。
永历十三年正月初四，行在便抵达了永昌府城。平均算下来，每天也走了五十多里地，可见长跑健将功力之深厚，此前那六百里绝非一时爆发而已。
三天后的正月初七，借着大批官员脱离行在，以及这两日外间传言永历有意直接逃亡缅甸的由头，翰林院讲官刘菃和吏科给事中胡显趁着永历召对随驾官员和永昌地方乡绅耆老之际，再度面奏，直言朝令夕改已使中外失望,仓皇退往缅甸更会进退失据,力谏其此时当立刻转道北向,恢复旧策犹未迟矣。
言罢,二人便当着随驾官员和地方乡绅的面儿嚎啕大哭,引得其他官员也纷纷落泪。于是,永历命刘菃代为起草《罪己诏》及《告上帝忏文》,后者不好说皇帝的不是，便直接将责任全然推到了首辅马吉翔的身上，指斥其人蒙蔽圣聪。
但是，发完了诏书，行在却仍旧留在永昌府，并没有半点儿北上的意思，所涉官员也只是受到了降职署事的“口头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