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乃以欲语还休之势明说杜子美前半首之文，以寓后半首之意。在那一刻，家父还以为写这半首诗的人是有鉴于“反攻大陆”之无望，而要家父同感其羁旅思乡的情怀。
此后，备考档再也没有增加任何字谜；家父懵然无觉，自然不会以为“寄书长不达”所指的是家父并没有善加利用这些另有意旨的资料—在当时，他甚至不认识这些资料。
一个孤立、偶发的事件—或者一则失落了和其他材料之间任何关系的材料—是不具意义的。倘若我如此写：“一九六七年一月，家父收到半首写在一小块百叶柬上的杜诗。”便毫无意义。然则，让我们试着去发现，环绕在此事前后一些散落的、飘零的、支离破碎的片段。之所以令我着意于此、不可自拔的还是书袋里的七本书：一九六七年一月是《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出版的日子，此前的三本书是连续在一年又两个月之间密集出版的，此后的三本书却每隔五年才出版一本。这里面难道不该有一个“为什么”吗？
在我生命的历程中，一九六七年一月是模糊到几乎不存在的。我的小学四年级念了一半，渴望着家里能拥有一台电视机—那样我就不必趴在对面邻居的空心砖墙上看《断刀上尉》和《勇士们》。和我一起趴在那墙上看美国影集的还有小五和小五背上的孙小六，我们都不知道孙小六即将在半年之后遭到生平第一次的绑架，也不知道孙妈妈将因之而闹自杀，孙老虎也从而以“在家进修”的方式离职，开起计程车来。我们大约都承认生活是静止的、平淡的、一成不变的—谁家也买不起电视机，直到永远。我们甚至不知道全村将在三年之内全数迁出，搬到这城市的另一头去，住进四层楼的公寓，认识双和市场边巷子里的彭师父、彭师母；更不知道我们将在咫尺有如天涯的水泥楼房中渐渐长大，滋生令人血脉贲张脏腑悸动的情感，遇见早已在暗中改变我们命运的人。我们最不可能知道的是，在很多很多年之后，我们竟然想不起一九六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