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两份资料分别是这样的：“日本外相陆奥宗光《蹇蹇录》谓：‘当国运死活迫于眼前之际，北京政府徒逞党争，如此儿戏之谴责，使彼不得断行其计略，并免除其责任。李鸿章之不幸，实可谓中国政府自杀其国家耳。’”“英王至颍州，钦差大臣胜保劝之降，英王不从，乃槛送北京。未至，奉诏就途中杀之。遂于同治元年五月初九日在河南卫辉府之延津遇害，时年才廿六耳。英王眼下有双疤，有‘四眼狗’之别号，骁勇富谋略。忠王闻其死，叹曰：‘吾无助矣！’”家父的职责便是把这两条没头没尾的文字抄录在十行纸上，并依记忆（其实是模糊含混的印象）分别将之归入“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和“太平天国诸役时期”，然后个别收入一个墨绿色马粪纸制的档案夹，放在合板架上。家父永远不会忘记：他在上班前四天里一共处理了第一批的七百五十二号资料。
就是以这样稳定如恒的工作方式，家父每年平均归档的资料在四万六千八百条以上—这是以每日处理一百五十条的速度推估的最低数字。在将近十八万四千条以上的资料入档之际—也就是家父上班快满四年的一九五七年六月，我出生，第一个传令兵退役，家父则通过了委任级公务人员资格考试，并且注意到有两条不知在什么时候随其他资料一同混入，却始终难以归类的文字。一条是这样写的：
“上海制造局、火药局一带，各国允兵轮勿往游弋驻泊，及派洋兵巡捕前往，以期各不相扰。此局军火专为防剿长江内地土匪，保护中外商民之用；没有督抚提司，各国毋庸惊疑。助饷金二十万两□□轮空独力发之。参见《中央日报》三十八年二月十一日版。”
另一条的内容则是：
“致远舰久战之后，船伤弹尽。管带邓世昌念己舰不能全，当与敌共碎，谓大副陈金揆曰：‘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舰，则我军可夺其气也。’遂鼓轮向敌吉野舰猛冲。未至，过定远舰前，适撞及日方射攻定远之鱼雷，锅炉破裂，舰身左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