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板和磨石子地之间冒生的木耳上。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男子走在一条古老的、东西走向的街道上，他来回走了好几趟，好像是在犹豫着要不要走进街边一幢楼宇中去。那楼宇前有小院，院墙甚高，门楣右边挂着亮漆木牌，正楷雕刻填墨的六个大字是“南昌剿匪总部”。年轻人的鼻梁上挂着副酒杯底一般厚的眼镜，看似是读过书的，一身褐布长袍倒也十分素雅，既不像匪类，亦不像剿匪之流。可正在他这么踌躇逡巡的当儿，楼院之中猛可冲出两名枪兵，一边一个、将年轻人拽进这总部厅堂中去，再直奔二楼，扔进一个门首挂了“谍报科”招牌的房间。里头一张大会议桌，绕桌摆着十几把带扶手的藤椅，可是只坐了五个人。一个才见这年轻人的面便皱起眉峰，操湖南话说：“又来了！伯屏，自从你把那叫花子弄进来行营，就跟菜市场差不多了。”湖南人身边一个说浙江土话的中年人也抢着道：昨天、前天、大前天，一连多少天了？洒度每天拖出去的少则一两个，多则四五个，是不是真细作谁也不知道—”说到这里，一旁被称“洒度”的小胖子也开了腔：“我处理得手都软了。你想，不处理嘛，任他们探头探脑，说不定哪一天飞檐跃壁闯进来，走漏了情报，岂不坏事？要说处理嘛—老实说，我也搞不清楚这些人是匪不是，有一个失手错杀，毕竟对不起老百姓。你又成天价在外奔走号召江湖人等，等哪一日我处理到你的人马—伯屏！你可别怨我。”
被称做“伯屏”的人是张长白脸（我认得他，在我记忆较为深刻的书里，他的名字是“居翼”）—此人尚未及答话，长桌尽头另一张藤椅中一个缩肩沉腰垂头翻白眼的四川人却瞄了瞄给按倒在地上的年轻人哑声说道：“前些时我说过，只要是‘同志’，就留着；可如今混充‘同志’的车载斗量，叫你我从何拣选？衷寒说得对，眼下行营果然同菜市场差不多了。听说头几天贵科还一口气收进来两个闹示威的学生，这要是让‘老头子’知道了，岂不又讨一顿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