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了结果，再重塑出制造了那个结果的原因。对正值叛逆期的我来说，这份工作可说再荒谬不过，因为一切所谓的证据都是在已经预设好结论的情形之下提出的。家父每天出门上班、下班后挑灯伏案，多少年下来，居然就是替已经知道了胜负成败的事涂抹锦上添花和落井下石的理由。在那样怀抱着义愤的情绪下，我转眼便忘记幼年时代踩着矮凳和他胡说嬉闹的情景。
然而，就在老人一帚一帚扫过来、扫过去，却总也扫不净地上那些细小的碎玻璃碴的时刻，我猛然间被帚棕拂刷出来、在转眼之间便干逝的平行线条触动了一下，想起非常遥远非常遥远的儿时，当这个老人正值壮年的岁月，曾经多么谨慎地维护着我对语言符号的想像力—那应该算是我的修辞学启蒙罢？
我抢过去，接下他手里的笤帚和簸箕，继续扫着，老人退开两步，我朝他脚下扫了一记，他又退开两步，我再把笤帚伸远了些，假作不小心扫着了他的脚趾头，他笑起来：“咦—！别闹。”
我也笑了，又扫他一下，趁势问道：“你怎么会问起我和红莲的事？”
一听这话，家父才舒展开来的五官，猛地又虬结起来，道：“有人给我寄了一叠照片—还有一张便条，说这女人叫欧阳红莲。”
“干吗寄她的照片给你呢？”
“不是她的照片，是‘你们’的照片。”家父说着时顺手撑高眼镜框，顺手往鼻心眉头狠狠揪揉起来。
“我们？我们没有拍过—”半句话才出口，我的背脊煞地窜开一阵森寒，脖根处却同时渗开一片燥热—打从一九八三年秋，我入伍当兵开始，红莲才重新回到我的世界，每次来去都仿佛鬼魅一般，没有谁知道她是怎么找到我的，也没有谁能告诉我，在我们热烈地互相飨以彼此的肉体之后她又去了哪里？其间的过程再简单不过，无论我在训练中心、接受分科教育的“国防管理学院”或者是正式服役当文史教官的陆军通信电子学校，经常在逢着放